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近来引起学界和公众持续关注。4月13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2017年上半年发掘成果通报会”在四川省彭山县举行。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学界对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了学术研讨。值得注意的是,学界的讨论并不局限于“张献忠沉船”,而是提出从更大的学术视野进行观察,将相关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积累水下考古经验

走进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记者为其广阔的发掘面积和宏大气势所震撼,从都江堰分出的外江水和锦江水在此汇合为岷江,江水滚滚南下,考古队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在旁边的江口崖墓博物馆,展出了部分珍贵文物,从金光闪闪的金册到刻着各地地名信息的银锭,从锈迹斑斑的兵器到精致秀丽的首饰,一件件珍贵文物引起观者惊叹。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是四川省第一次进行水下考古发掘,就全国范围而言也积累了新的发掘经验,创新了工作理念,许多新技术也得到运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说,发掘项目自今年1月5日启动以来,到4月12日结束本阶段发掘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水下考古,出水约3万件文物,可以说出水文物特点是数量大、种类多、等级高、时代久、地域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表示,此次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对确认沉船和战场遗址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同时也有很多新尝试,许多志愿者积极参与,还有不少后续工作要做,将根据情况与海内外学界加强学术合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30年前有一个“三星堆”,30年后有一个“江口沉银”,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发现和集体成果。

这是一次全新的考古探索和挑战。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的实际情况,考古工作者通过围堰解决了发掘平台问题,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认为,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从考古学方法讲,是一个重要的创新。

关于下一步工作计划,刘志岩向记者介绍说,他们将整理发掘出水文物,编写发掘报告;对已出水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组织专家联合开展综合研究。他们还将开展大范围物探,寻找沉银有利储集区;在遗址上游和下游开展系统考古调查,为确定遗址范围和明年的考古发掘区域提供线索;制定下一年度考古工作计划。

厘清沉银历史真相

史学界对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认为,“张献忠沉银的考古发现,不仅是考古学界的大事,对于从事明史研究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史学研究与二重证据法的一次完美结合。这次考古发现对研治明史意义重大。”

商传提到,明末农民战争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动乱,明朝灭亡,清军入关,短时间内发生了两次改朝换代的变动。因为时局混乱,当时及其后的记述,众说纷纭,加之民间的传说,真伪难辨。考古新发现往往可以帮助我们考明历史真相。“伴随着这次考古发现,社会传言很多,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有责任从史学角度对于沉银有所解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近日参观了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现场,他告诉记者,“这一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四川历史的研究内容,它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张献忠史事的认识,也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政治制度、赋役制度的理解,尤其为了解晚明社会生活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文物实证。”

《中国史研究动态》主编杨艳秋认为,江口沉银遗址发掘的学术意义令人瞩目:一方面,新材料、新发现对历史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此次发掘文物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在研究明代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和社会生活史等方面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是商传所说的“明史研究与二重证据法的完美结合”。4月上旬由三方合办的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可以看作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有机结合、考察明代历史和明清历史走向研究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献忠告诉记者,如此大量的文物必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对明末四川地方史、晚明白银货币化以及藩王制度的研究。

搭建学术交流新平台

江口沉银遗址发掘为相关领域激发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不同学者从水下考古、白银货币化、明清易代历史研究、明代藩王制度等专业领域展开了讨论。此次考古发掘在工作进程中就邀请国内一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到现场参观,提出学术意见。相关研究机构展开学术合作,共同为学界探讨热点问题提供一个合适的学术平台。这些举措都进一步提高了发掘的学术影响,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催生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陈世松看来,“江口沉银是深入研究明清易代历史的一个最佳切入口。沉银虽然是因张献忠沉船而起,但今天我们对它的关注不应仅仅聚焦在张献忠身上,而应该将其置于明清易代的广阔视野中,去观察各个地域所发生的一切细节及其关联。”他建议,当地应该抓住明清易代这一主题,打造一个高端学术平台和研究基地,以便与国内外明清史学界相对接,同时起到凝聚、引领开展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作用。

“此次出土的文物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新材料,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应当通力合作,在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别的基础上,将其放在晚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些出土文物进行解读和阐释。这样,出土文物才能活起来,才能推动和深化历史研究。”张献忠研究员说道。

　　（记者 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