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符号学的文化意义管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什么是符号？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对于人来说，寻找意义是最基本的活动，一旦无需追求意义，人的意识就终止了。因此，通过符号进行表达和解释，就成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而被接收者认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就是符号。

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因为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国外符号学学者至今将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符号的学说”，这个定义在中文里说不通，在西文中也行之不远。固然，有不少研究意义的学问，例如逻辑学、修辞学、现象学、阐释学、语言学、文体学、认知学等，但是从表意到传达再到接收这些环节的一般形式规律来研究意义，在上述所有关注意义的学问中，符号学最具普遍理论意义与实践品格。

而文化，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一切文化问题，分析到底，都是意义的产生、传播、解释问题。因此，符号学关注的核心领域，就是人类文化；符号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一个共通的方法论。从符号学角度讨论文化问题，能对各种文化活动作出从微观到宏观的解剖，深入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对文化发展趋势提出比较宏观的看法。符号学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经常被称为“文科的数学”。

以当前中国文化面临的迫切问题为例，符号学是理解这些问题的犀利工具。当今中国社会纠结的意义评判与伦理价值问题，实际上都是意义问题：如果我们只把道德看做是一个社会实际利益的考量，例如只说“你不救助他人，下次谁来救助你？”就把伦理底线理论实用化了。在伦理符号学看来，道德更关系人生意义，是做人的根本品性要求，是自我意义构成之必需。再例如，我们正面临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如虚拟世界与机器人、生态环境问题等。我们一直从地球与人类生存前景的实际利益来考量这些问题。这当然也有说服力，但是利益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因为利益有当下、短期、长期、超长期之分，不可能让全世界都服从超长期利益。但当我们把世界看做人类和生物界共享的意义世界，就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人类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符号学不仅是分析文化的工具，符号本身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的重中之重。在早期人类文明中，符号活动服务于物质活动，调节物质生产，如狩猎的配合、种植的农时。只有在完成宗教、政治这样的“高级文化”活动和祭祀或宴请时，符号的意义表达才优先地显现。最近20多年，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剧变：当代文化迅速冲进一个“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消费已经远远超过物质消费，相应地，符号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在当代，个人不仅作为物质生产者实现人生价值，而且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作为符号消费者取得存在感。

从另一个方向看，在社会各阶层的冲突中，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对抗中，对符号意义权的争夺，超过其他宰制权的控制，对互联网与大数据软实力的掌握，超出对有形物质的需求。在今天，不仅各民族国家，而且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问题，大半是符号问题。无论我们是关心人类的未来，还是想弄懂我们在各自生活中的幸福和苦恼，不理解符号，就无法弄清这些问题的本质，更谈不上采取对策。

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产业需要靠符号活动来推进，以形成产业文化、商品文化。一个国家生产缺少品牌与时尚价值的“裸物”，产业就永远处于低级加工阶段。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在系统的符号意义活动中转化成文化产业，歌舞、体育、影视、旅游这些原先工作之余的消遣，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化，使当今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二者都要靠符号活动来实现，又恰恰都是我国文化经济的短板。对中国消费文化做系统的符号学研究，刻不容缓。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符号学在中国，如同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样，迅速兴起成为显学的缘由。这也使得思考当代文化走向的学者，纷纷把符号作为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当今高等院校与符号关系密切的科目，如传播学、艺术学、影视学、设计学、广告品牌研究等，也纷纷朝着符号学转向。

面对如此迫切的需要，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符号学界已经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能力分析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难点，提出前瞻性的对策吗？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取决于有没有足够强大的理论武器。

现代符号学兴起于20世纪初，但关于人类意义活动的符号学思想，却源远流长：《周易》是人类第一个用于解释世界的符号体系；先秦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都对意义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与激烈的论辩；汉代出现的谶纬术数阴阳五行符号体系，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方式影响至深；唐代佛教的唯识学，宋时兴盛的禅宗，则是高度发展的符号思想宝库。这些丰富的精神财产，使中国堪称符号学大国。

符号学作为一个自觉的学术运动，在20世纪初开场，此后100多年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瑞士学者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模式。20世纪前期，索绪尔式语言学在叶尔慕斯列夫、马丁奈、邦维尼斯特等学者手中迅速成熟，为60年代结构主义大潮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但也使之长期难以摆脱封闭体系观念。第二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皮尔斯于20世纪初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它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与非人类符号扩展；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的三相复杂构成，使解释成为符号学的重点。借助于皮尔斯理论，符号学在20世纪70年代演化成开放体系，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因此，皮尔斯理论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他的论述过于零散、简略，反而给后世留下了发展的可能。第三种模式的建立者是苏联符号学家，开创者是巴赫金，此后洛特曼等人为首的塔尔图学派给予重大发展。这一派坚持用符号学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域”理论，始终从大处着眼，但主要借鉴信息论与控制论，技术色彩较浓。这三种模式都为现代符号学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各有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弱点。语言学模式由于过于依靠系统的整体性，很难摆脱有机论；逻辑—修辞学模式继承了欧洲修辞学传统，但也重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苏联符号学派对所谓“三论”的热衷，容易使符号学变成准科学，而冲淡人文学科的主体性关怀。

正由于此，近30年符号学在两个方向迅速推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结合，二是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的具体课题。最顺理成章与符号学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社会符号学，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构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再现与解码理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研究、博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等，都是这种结合广为人知的成绩。他们的主要论辩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符号学本质上也是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已经成为当代学界一个引人注目的潮流，是符号学文化研究立论的基础。

符号学与心理分析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梦所用的“修辞”，与符号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从“能指链”着手讨论潜意识的符号构成；而克里斯蒂娃使符号学成为心理分析与性别研究结合的桥梁；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性别符号学”。

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这一理论系列，关注意义在意识中的生成，关心理解的标准，这与符号学直接呼应。皮尔斯与胡塞尔都十分关注符号的现象学；梅洛-庞迪是最早朝符号学与存在主义汇合方向思考的；德里达从符号角度找出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打下基础；卡勒与艾柯等人融合接受美学，对符号学的解释理论作出全新的阐发。这是符号学近年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号学与上述三个理论，形成当代文化批评的四大支柱理论，它们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符号学今后的发展，学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要建立一个文化符号学，我们采取的方式，一是沿着符号学发展脉络，总结符号学至今为止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二是检查今日符号学发展的现状，尤其是与其他现代批评学派以及与中国传统符号理论的结合；三是总结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在这三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出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然而，一个明显的偏见是，符号学至今仍被国人视为“西学”。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丰富，亟待系统整理。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资源进行理论整合，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以使符号学研究直面当代中国，解决各种迫切的意义问题，推动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崛起。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