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第三辑）》-陈支平

首先，有必要对“家族历史”与“家族文化”这两个名称做一区隔。在我们一般的认知中，“历史”与“文化”这两个名词，是经常被混搭并用的，例如“闽台历史文化”“客家历史文化”等。大家对此似乎没有太多的疑虑。然而本人从近年来对于区域史的研究经验中，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与“文化”这两个貌似神合的学术用词，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歧义。

众所周知，历史学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客观与严谨是从事历史学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但是作为“文化”(这样表述似乎有语病)，其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它的功能，更多的是注重对于某个区域的宣传与对良善等道德的弘扬。用我们现在经常表述的话语来说，就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文化”的研究者们，就不能不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学客观严谨的态度立场，从而出现某些趋利性的倾向。于是，貌似神合的“历史”“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歧义是在所难免的。

我提出这样的意见，似乎有危言耸听之嫌。然而“历史”与“文化”在区域史研究中的这种歧义，却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似乎可以对“家族历史”和“家族文化”做出如下的诠释:“家族历史”指的是某一个家族的迁移繁殖过程及其血缘传承的历程；而所谓“家族文化”，则是各个家族用于标榜和弘扬家族的声望与精神。前者是必须真实可信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有所夸张和有所装饰的。

我在此先举一个流传最为广泛而又最为笼统的闽台家族祖先追寻的例子为证。大概从五代以来，在福建以及后来的台湾地区，民间普遍形成了关于闽台家族来源于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历史记忆，这也就是说，闽台区域的居民，其祖先血缘大多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县一带。因此，在中国不同的区域文化模块中，光州文化与闽台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之密切，是其他各个区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河南光州既为先祖之地，闽台区域的历代居民们，就不能不对河南光州怀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心理与情感。

印证这种血缘与文化渊源关系的资料，除了闽台民间世代相传的口传资料之外，还更多地体现为闽台区域民间修撰的族谱、家乘。从流传至今的闽台两地民间族谱中所记载的各个姓氏的族源追溯上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闽台家族，声称自己的家族来源于河南光州的世家望族。

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的文献记载，往往具有从众性和标榜性的特征，需要一个鉴别、取舍的过程。近三十年来，随着福建民间口传资料和私家族谱文献记载中关于“闽台居民来源自河南光州固始”观点的不断被放大，许多严谨的历史学家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认真的考证分析。基本的论点是，现在居住于福建与台湾的汉族居民，其先祖族的源流是十分复杂的，既有自秦汉以来北方汉民的迁入，也有由原来世居闽越族后裔的转化，宋元之后，还有少量海外移民后裔的加入。即使是自秦汉以来从中国北方迁移入闽的汉民，也不仅仅来自河南光州，还来自东起辽东渤海、吴中延陵和西至武威、敦煌的广大地区，即各地均有各姓氏的后裔子孙迁入闽中各地。真正来自河南光州的北方汉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至于现在有人把历史上河南光州向福建的移民过程划分为三个高潮期，更是张冠李戴，与史实不符。汪毅夫教授在最近的文字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古今学者郑樵、方大琮、陈振孙、洪受、陈支平、杨际平、谢重光、徐晓望一干人等对‘闽祖光州固始’之说的批评和质疑是正当合理的。我在《闽台社会史札记》一文里尝谓:‘福建在历史上经历过移民开发的阶段，来自中原的移民当有出于光州固始者而“未必其尽然也”；今之福建居民的主体乃由古代中原移民的后裔与古代当地土著住民的后裔构成。若“皆曰光州固始”，“不亦诬乎？”现在，我依然持论不移。”我以为汪毅夫教授的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宋代以来关于“闽祖光州固始”的传说之所以盛行于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五代时光州固始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他们不仅带众多的固始乡亲一道迁移闽中，而且在闽中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政权——闽国。一方面，固始王审知兄弟的率部入闽，可以说对于福建这个原属于边陲的落后区域的开发进程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大作用，给宋代福建区域的人文格局及其民间社会，产生了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从光州固始迁移而来的王氏家族及其部属，随着闽国的建立，也都成为闽中的统治阶层，为社会所仰慕。于是，在这两种因素的潜移默化之下，闽中的不同来源、不同姓氏的居民，就不能不逐渐受到“光州固始”这一祖源符号的影响。

宋代之前，中国民间撰写族谱的风气尚未全面形成，故各个汉民家族对于先祖的追溯，或许主要停留在世代的口传之中。入宋之后，特别是在理学家的倡导之下，民间修撰族谱的风气开始蔓延，先祖的追溯便成了撰写族谱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先祖的典籍化就不可避免了。根据各自家族的族谱记载，大家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外声称自己的家族具有中国最纯正的中原汉民族并且是世家望族的嫡传血统。人们在塑造自己先祖的时候，首先把眼光聚集在帝王之胄的王审知兄弟子侄，以及与王氏集团有着某种政治关联的姓氏上面，并且以此来炫耀自己家族的辉煌历史与显赫地位。久而久之，许多家族逐渐忘却了自己真正的祖先，使祖先追寻变得张冠李戴、模糊难辨，最终出现了祖先渊源合流的整体趋势，即许多家族都成了王审知及其部属的后裔。对于宋代福建民间族谱修撰攀附显贵这一风气的形成和流行，当时福建籍著名的史学家、谱学家郑樵在为自家族谱撰写的序言时就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谱序中这样写道:“今闽人称祖者，皆曰光州固始，实由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众从之。后绪与宗权有隙，遂拔二州之众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故闽人至今言氏谱者，皆云固始，其实谬滥云。”明代同安县金门人洪受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对时人谬附河南光州固始祖先的现象予以辩驳，撰写了《光州固始辩》一文云:

夫闽祖光州，相传之谬也。盖亦有之，而未必其尽然也。予读《五代史》，记唐末群盗起。有寿州王绪者，攻陷光州，而为其州刺史，以审知兄王潮为军校。时蔡州秦宗权会击王(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攻之。绪率众南奔，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绪性猜忌，潮与前锋将谋杀之于南安。是时泉州刺史廖彦若为政贪暴，泉人苦之，闻潮至，耆老相率遮留。潮引兵围彦若，逾年克之。福建观察使陈岩表潮为泉州刺史。岩卒，其婿范晖自称留从，潮遣审知攻败之，晖见杀。唐以潮为福建观察使，潮以审知为副使。潮卒，审知代立。唐拜为威武节度使，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枢令，封闽王。审知卒，长子延翰立，以延钧为泉州刺史，延禀为建州刺史。……延政立，亦审知子也，建州建国。南唐李景破之，遂降于南唐，迁其族于金陵。……是岁，景之保大四年也。夫审知未入闽之初，闽之人民盖亦众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观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审知之既入闽也，至于漳浦，始云有众数万，则前此之众，未盛可知矣。今全闽郡县，上至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诬乎!间有之者，亦审知之子孙与士卒之余裔耳。然保大之际，且迁于金陵矣。如之何不稽其本始，而谬相沿袭耶？故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予慨夫时俗之不察，故书以附于此。

相对而言，福建和台湾区域是中国的晚开发地区，自秦汉以来，就不断有北方移民南迁而来，定居于此。到了唐宋时期，逐渐形成了现今所俗称的“闽人”，也就是福建人。这长达一千多年的北方人民南迁福建的移民过程，是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一移民过程，是福建地区以及后来的闽台地区的家族先祖的迁移历史。但是随着宋明时期的社会演化，闽台地区的家族祖先追寻，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为较为单一的所谓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的祖源之说，这就大大背离了闽台地区家族迁移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成了一种为闽台民间所约定俗成的“家族文化”现象。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闽台地区长达一千余年的居民南迁过程，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是数以百万计家庭的南迁史，来自北方各个不同区域的各自祖先，共同形成了现今福建和台湾地区的居民基本结构。但是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变迁，基层社会的权力控制与各个家族的生存发展等诸多因素，使定居于福建、台湾的各个不同家族，以便需要塑造和标榜自己的家族，以便在社会上以获得有利地位。于是，闽台地区的各个家族，甚至于中国南方的各个家族，纷纷都把自己的祖先塑造和标榜成中原的世家大族、名人名臣。久而久之，风气既成，也就自然而然地上升为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现象”。家族的原本历史逐渐与“家族文化”脱离，形成了两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歧义的家族构成。“家族文化”的形成，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家族历史”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一千多年来北方居民不断南迁的历史，就形不成现在普遍流传的先祖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的文化认知。然而一旦这种所谓先祖源自“河南光州固始”的社会认知上升成为“家族文化”，则自己家族早先的祖先迁移历史，也就是宗法观念下的血缘关系的传承，就不再是家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素，“家族文化”势必掩饰了家族历史的真实性，覆盖了“家族历史”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永久性的精神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