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发现中国：徽学研究的出处与路径转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基本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1949年以后40年，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派为中心的叙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史叙事分裂的规模与剧烈程度都远远大于以前，但总体趋势是向史料考订派倾斜”。如果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观察可以发现，徽学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大体上是一致的。早期傅衣凌、章有义、叶显恩、张海鹏、王廷元、栾成显等先生的徽学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徽州的史料或史实，来回应当时学界对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讨论。如傅衣凌先生1946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一文，论证了“朱明一朝，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1958年发表的《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一文则论证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各地商业资本因受着新因素的刺激而迅速地成长起来”。傅先生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徽学研究经历时曾说:“这些研究，使我对于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章有义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徽州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1983年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问世，美国学者居蜜在评论该书时指出:“在叶先生的书中，虽然对宗族制度和村社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将会发现，他在讨论徽州的土地占有制这个中心主题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处理阶级分化、对抗和阶级剥削等问题的。”可见，叶先生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徽州的实证研究，来回应当时学界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1985年张海鹏先生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提出了徽商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酵母”的观点，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在徽学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其后张先生和他所带领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团队，从徽商兴起的视角考察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回应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综上可以说，从一开始，徽学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其研究目的不只是要认识徽州，更是要在徽州发现中国。这正是徽学研究的出处。尽管有学者认为，早期的徽学研究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导的解释模式，且有理论先行的迹象”，这种评论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透过徽州来研究中国，将“徽州”作为解剖“中国”的样本，恰恰从徽学形成之初就明确了其作为区域史而非地方史的学科属性，这为徽学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徽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路径开始发生转向。1991年周绍泉先生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说:“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又称‘徽州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学界开始强调徽州文书对徽学研究乃至徽学学科形成的特殊重要性。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徽学所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其根本原因还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与此同时，徽学研究也“基本摆脱了阶级斗争论、地主制经济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束缚，并根植于特定地域脉络下解读村落家族契约文书”。尽管以张海鹏、栾成显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仍然坚持“徽州”的样本意义，1995年张海鹏先生在《徽商研究》中就指出:“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的活动对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徽商活动的方式及其势力的消长又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多方面的制约，因而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整个社会的全貌。因此，无论是明清史的学者还是研究徽商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徽商的研究。”1996年栾成显先生利用徽州文书中遗存的档案资料，“对明末清初一户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诸如人口情况、土地所有、土地买卖等，作了微观考察；着重分析了其人户构成情况和经济结构。并以此为典型，进而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地主自身经济存在的具体形态”。张海鹏先生及其弟子王世华、李琳琦、周晓光诸先生和王廷元先生、栾成显先生等其后的徽学研究也都遵循着这样的路数。但从总体上看，徽学研究的重心和路径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围绕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开始转向围绕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展开讨论，从以问题为导向开始转向以史料为导向。